文化遗产的保护，并非静态的围栏式封存，而是一个伴随着认知深化与管理需求迭代的动态过程。丽江，作为国内首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其保护实践历经数十年，已成为检验国际理念与国内本土化管理智慧结合的重要样本。当前，两项核心规划—《丽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5—2035年)》草案的公示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规划》的深化修编工作正同步推进，标志着丽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以“价值精研”与“管理准确”为特征的新阶段。本文旨在剥离政策的直接表述，从学理与专业实践角度，深入剖析这两套并行且互构的规划体系如何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与价值维度下，共同构筑起丽江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网络。文章将聚焦于保护对象的层次性界定、技术方法的精细化革新以及管理体系的多维度协同，从而揭示现代遗产保护从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准确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保护对象的双重性与规划框架的层级架构

丽江的保护实践首先体现为保护对象在法律身份与空间范畴上的双重性及由此衍生的规划框架分层。这种分层并非割裂，而是构成了从“面”到“点”、从“城市”到“遗产”的严密逻辑体系。

其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定整体性保护。“丽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法定概念，其保护规划侧重于城市历史格局、传统风貌、历史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系统性保全。这一框架立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国家法规，强调名城历史价值的完整性及其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协调。规划修编的动力源于原有1995年版本难以适应新发展形势的现实需求，其核心任务在于重新评估并划定适应新时期保护与发展要求的整体框架与管控边界。此层面规划构成了丽江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基底与法定依据。

其二，“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保护。与之并行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规划”，则准确锁定大研（含黑龙潭）、束河、白沙三片民居建筑群构成的遗产区，面积约745.公顷，其核心使命是守护和阐释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此规划严格遵循《世界遗产公作指南》的要求，其对象是经过国际认证的、具有特殊普世意义的遗产本体及其背景环境。规划以遗产的“基本组成单元—院落”为精细化评估与管控的切入点，实现了保护对象从片区宏观风貌到建筑单元微观实体的纵深切入。这两套规划对象虽有重叠，但目标维度各异，前者是城市治理视角下的风貌存续，后者是国际遗产视野下的价值保全，共同织就了立体化的保护网络。

二、方法论革新：从定性描述到数据驱动的准确治理

规划理念的深化必然伴随技术方法的革新。当前丽江保护规划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强烈的实证导向与数据驱动，标志着保护工作从传统的定性经验判断向定量科学分析转型。

一项关键技术革新体现在定制化数据采集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项目团队为丽江古城量身开发了高效的数据采集应用程序(APP)，对古城内的建筑、街巷、院落、设施等进行全方位、标准化的信息录入。这套系统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现状调研的效率和精度，更为后续构建丽江古城专属的数字化信息平台（如文中提到的“丽江古城GIS数据采集系统界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平台能够整合空间地理信息、建筑属性数据、保护等级、权属状况等多维度信息，使规划师和管理者能够进行复杂的空间分析、现状评估与模拟预测，为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支撑。

另一关键方法体现为基于价值溯源的专项研究与评估。规划并非凭空制定管控条款，而是建立在对遗产价值构成要素的深度梳理之上。例如，项目组为厘清丽江古城文化遗产的深层脉络，专门进行了“纳西族及东巴文化分布迁徙”的专题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与历史地理分析，绘制出文化分布迁徙路线图。这项研究从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地理学角度，为识别和保护与“突出普遍价值”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文化载体、空间场所及其历史关联性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依据。这种以价值研究助推保护对象识别和措施制定的路径，确保了规划的科学性与针对性，使得后续的“分级、分类保护管理规定和具体保护措施”的制定能够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三、管控体系的协同：分级分类与监测预警的机制构建

在明确保护对象与夯实数据基础之后，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级分类管控体系与动态监测机制，是实现规划目标的关键保障。两套规划在此层面上呈现互补与协同。

在管控体系上，规划强调“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策略。对于世界文化遗产区，管理规定的制定直接对应于遗产要素的敏感性与价值重要性等级。例如，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重点院落、特色构件（如门楼、照壁、悬鱼等）与一般性建筑，采取截然不同的干预标准与审批流程。规划的修订工作致力于“细化管理审批流程”，这意味着将原则性的保护要求转化为清晰、可操作、可核查的行政与技术审查条目，减少自由裁量空间，提升管理的规范性与透明度。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范围，管控则更侧重于对历史风貌协调区新建建筑的体量、高度、色彩、材料的引导与控制，以维护名城的整体历史环境。

在长效保障上，规划前瞻性地纳入了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规划明确要求“按照国内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要求，规划监测工作内容：这意味着监测工作不再是随机或响应式的，而是被系统性地纳入规划，成为常态化的管理职能。监测内容涵盖对遗产本体保存状况、环境影响因素、游客压力、社区变迁等多方面的持续跟踪。通过将采集的数据与预设的阈值进行比对，系统能够实现对潜在风险的早期预警，推动保护管理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动态的适应性管理。

四、保护与传承的内在统一：以“活态”为导向的价值阐释

现代遗产保护理念日益超越单纯的物质实体保存，转向对遗产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的延续，即“让文物活起来：丽江的保护规划深刻体现了这一转向，其关注点从“保护什么”延伸至“为何保护”以及“如何传承：

规划中对遗产展示利用的优化建议，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展示并非简单的景点开放，而是基于价值研究的深度阐释。规划可能涉及对现有展示路线、解说系统、体验活动的重新设计，以更生动、准确、多层次的方式传达丽江古城的纳西族社会结构、独特的供水系统、商业传统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这种阐释工作连接着历史与当下，使社区居民与文化受众能更深入地理解遗产价值，从而自发地成为遗产保护的拥护者与传承者。

更重要的是，规划认识到遗产的“活态”属性。丽江古城并非博物馆式的展品，而是持续生活着的社区。保护措施的制定必须考虑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合理需求，在严格保护核心价值要素的前提下，探索传统空间与现代生活相容的适应性利用方式。这种平衡是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避免其沦为“空心化”标本的核心课题。

迈向准确化与协同化的遗产治理新时代

当前围绕丽江开展的双轨规划实践，清晰地勾勒出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流发展趋势。它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尺度准确锚定了保护对象，利用数据科技与深度研究革新了规划方法，并通过分级分类管控与监测预警构建了精细化的管理体系，蕞终旨在实现文化遗产在严格保护下的活态传承。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在于，将宏大的“保护”宗旨，分解为一系列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评估的具体任务与技术流程，使得遗产保护工作从一种理念倡导，转变为一项系统性、标准化、可持续的科学工程与治理实践。丽江的案例表明，成功的遗产保护不仅是划定红线，更是构建一套融合价值认知、科学技术与管理智慧的复杂适应性系统，这为国内乃至全球的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具有深刻借鉴意义的实践范本。